陈树藩的多面人生

时间：2013-05-06 11:38:31 来源：汉中新闻网作者:admin 阅读：次

陈树藩是陕西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，从相关史料看来，似乎对他不能一棍子打死。请看——

陈树藩的多面人生

   西部网— 汉中新闻讯  ：陈树藩，字柏森（又字伯生），祖籍湖南宁乡，1885年11月20日生出于陕西安康。青年时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，毕业后回陕，任陕西新军炮营军械官。直到1911年，西安“反正”的前一天，在得知起义确切爆发的消息后，他才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。10月22日，陈参加新军起义。西安光复后，陈在以张凤岁羽   为首的“秦陇复汉军”都督府工作。在哥老会头目万炳南与张凤
岁羽   争夺大都督讨论时，陈树藩初露头角，在会上隐指万炳南，大骂其夜郎自大，双方几至动武。万等哥老会诸人始为之收敛。从此，陈取得张凤岁羽   的信任。10月31日，被军政府任为东路节度使，支援山西革命，光复了运城等地。1914年，袁世凯以“追剿”白朗为名，命陆建章入陕。陆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，大肆裁汰陕西民军，唯独陈树藩极力讨好陆建章，拜陆为老师，并与其子陆承武结为盟兄弟，所部才得以保留，但仍不被信任。
      陆建章的所作所为，激起陕西革命党人的强烈反抗，焦子静、高峻、郭坚等人也于1916年2月起义，组织西北护国军，在渭北发起“讨袁逐陆”运动。陆遂调陈为陕北镇守使，兼渭北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陈部胡景翼游击营驻防富平，该营革命党人最多，向被陆所忌视。陆派其子陆承武率所谓“中坚团”开到富平，意图解决胡营。不料胡经过周密部署，一举全歼陆部，并活捉了陆儿子。陈闻知后，亲赴富平，把小陆要到自己手中。5月9日，陈树藩通电宣布陕西“独立”，并以小陆为奇货对老陆进行要挟。双方达成协议，用小陆换取陕督——即陆保荐陈为陕西督军，陈放小陆，并护送陆安全离陕。但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，陈即通电取消陕西独立。6月10日，段祺瑞委任陈为汉武将军，督理陕西军务。7月6日，黎元洪又任命陈为陕西督军兼省长。从此，陈树藩投靠在皖系段祺瑞门下。陈督陕期间，勒种鸦片，克扣军响，激起部属的反抗和民军的起义。1918年，几支革命力量联合，成立陕西靖国军，共同讨陈。为了保住自己地位，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相许，邀请河南嵩山土匪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，为尔后十余年刘镇华祸陕种下了祸根。
      陈树藩在与靖国军对垒期间，有两件事为陕人所最关心，但至今仍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一是“捉胡放胡”。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与陈树藩部骑兵团长姜宏谟共事甚久，交情也深。1918年9月18日，胡由三原轻骑至姜之防地渭南固市镇，姜以电话报告陈树藩，陈即率领大批人马驰至固市，劫持胡到西安。在西安督署（北院）软禁多年。此事发生后，有些人说是姜“卖友求荣”，但也有人说是胡、姜连同驻蒲城的陈部团长李天佐合谋以胡诱陈，反而弄巧成拙。究竟内情如何，至今没有定论。到了1921年直军（阎相文、冯玉祥）大举入陕，陈树藩眼看大势已去，乃将胡放回三原，希冀借胡之力联合靖国军共同对付直军。所以有人说：陈树藩“捉胡无心，放胡有意”。特别是陈对胡一向有好感，始终未萌加害之念。软禁期间在生活上很照顾，并延请宿儒毛昌杰先生为胡讲授经史，胡之书法与学业皆植基于此。
       另一件是井勿幕被刺。胡景翼被陈树藩囚禁后，陈托关中道尹井勿幕往三原收抚胡部，妄图分化靖国军。但井一到即被推为靖国军总指挥，一去不返。1918年秋，井由三原至凤翔慰劳援陕的滇军叶荃部，归途至兴平，郭坚“函约”井到兴平以南15里之南仁村其支队长李栋材驻地开会，井接信后前往。及至，郭尚未到，即被郭派来的马弁李新生、任申娃击毙，李栋材取井首级，驰省向陈树藩献功，陈虽甚震怒，并骂其鲁莽荒唐，而仍授以卫队营营长之职。李栋材驻军于西郊糜家桥年余，井勿幕兄井岳秀时任陕北镇守使，屡向陈索李栋材，陈不得已，资遣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（后被井岳秀派人抓回，活祭其弟）。此事发生后，大多认为井之遇害是陈树藩策划的。于右任挽井联说：“我哭井勿幕，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（宋教仁）；谁言李栋材，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。”似乎已成铁案。但陈树藩一直私下对人讲：“这是他们内部（指靖国军）的事，与我无干。”人们经过分析，也认为郭坚嫌疑最大，其理由是持枪杀人者皆为郭坚马弁，他们自马嵬来仍回马嵬；郭函约井开会，却始终避而不来；再者，如此大事，郭也不追究凶手，李新生、任申娃在以后且都当上了连长。有谓郭之用意，欲一箭双雕，杀井刺陈，惜李栋材未得手耳。此说虽不无道理，但郭对井下此毒手，未免代价太大。说者又谓靖国军内部分子复杂，素有人贼两行之分，郭坚匪性难改，所部纪律废弛，久为正人所不齿。井勿幕为陕西革命先驱，享有崇高威信，他又担任靖国军总指挥。出于对革命负责，自不免于公私场合对郭坚有所箴规。郭深衔恨之，故乘机报复泄愤。但事理有出人意外者，事隔20余年，当年同盟会党人户县华孝康忽提出杀井的凶手实系当年郭的参谋长，时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的马凌甫。其根由可以远溯到辛亥革命前。当时陕西在东京留学生分为关陇、夏声两派，马凌甫虽籍隶渭北（合阳），但参加的却是关陇派。一次开会争吵，夏声派学生打了马凌甫，马凌甫认为是井勿幕指使，一直怀恨在心。那次在兴平南仁村召集开会，郭坚本不同意，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令马弁张日方（蒲城人，同州师范毕业，书法酷似郭坚，几于以假乱真），以郭的名义缮发公函，约井于12月21日齐集南仁村，会商攻打兴平贾福堂及进取西安计划，郭实不知也，井不察，竟遇难。华孝康并提出张日方    和当年随郭工作的亲信冯绍芳来信，以为佐证，控于长安地方法院，为井伸冤。法院以时逾20年，依法不予追究而驳回，马凌甫亦不安于位而去职。此一桩公案终不了了之，但令人惊异的是，华孝康于次年又被人暗杀，凶手又是谁？始终没有答案（后有人说刺华者神经不正常，与马凌甫无关）。井遇害时年仅31岁，昊天不吊，哲人其萎，对于革命损失无可弥补。但事实却证明了陈树藩并未预谋杀人。
        这期间还发生了关于陈树藩夺回“昭陵四骏”的事，也应当说一下。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秋夏之交，美国文化盗窃分子毕士博，披着“汉学家”、“考古学家”的外衣，以来华考察之名，继续垂涎未窃走的昭陵四骏（白蹄马、特勤骠、青骓、什伐赤）石刻。他串通上海某文化掮客二次来陕，买通关节盗出这批国宝，为掩人耳目把四骏石刻，每个打成数块，用毡包裹，装上木箱，由昭陵沿渭河北岸驮运到西安北郊草滩，装到船上准备运走。
盗窃分子自以为得计，哪知他们的鬼祟行径，被当地群众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群众纷纷集合，一面派人监视不准运走；一面派人报告省议会。一时舆论哗然，对陕政当局大加指责，并坚决要求追回原物。这件事一传出来，不胫而走。这时驻防渭北的靖国军早与陕督陈树藩对立，听到这一消息，大肆责难。陈树藩迫于内外舆论压力，不得不派人从草滩截回四骏石刻。据当年担任陈树藩马弁头领的耿志英（蓝田县玉山乡人）后来给人谈起此事时说，“洋人把那么好的珍贵文物，竟然打破成块，装进木箱，拉到草滩，搬到船上，将要起运时，陈督军命我带领几个马弁，急忙赶到现场，夺回四骏石刻”（附带说明，截获四骏石刻的地点，有人说是“三河口”，或说是“潼关”。经了解纯属误传）。四骏石刻被追回后，先安放在南院门亮宝楼院房内，以后陈列到陕西省博物馆（碑林）的石刻展览室内。
        且不论陈树藩派人截回昭陵四骏是否“迫于舆论压力”，但此举终归使国家珍贵文物免于流失海外，所以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。同时，也从侧面证明了“美帝国主义勾结陕西官僚陈树藩，企图盗运昭陵四骏”的所谓“罪行”，看来证据不足。试想，如果陈树藩拿了别人好处，还敢派人“夺回四骏石刻”吗？
当年秋天，早年被袁世凯以“威武将军”空衔调入北京的张凤岁羽   由京返陕。对陕局战斗场面（靖国军掀起反陈斗争），十分关注。在一次欢迎宴会上，张批评老部下陈树藩说：“看你娃（陕西人称后生为“娃”），把陕西弄成啥样子咧！”
      “我没干好，你来干！”陈回答。
          张听了有些发火，说：“我早就不干了。这次回来，原想多住几天，可局面这样乱糟糟的，我要提前离开！”
        “你走不成，把这局面收拾好了，再说！”陈语气有点强硬。
        “我要走，谁也挡不住，我会飞！”（因张名“凤
          岁羽    ”，所以他说自己 “会飞”）张态度十分坚决。
          过了几天，在菊花园张的府邸门前，张正在整装待发，陈树藩赶来“劝驾”，说了些关心老上司生活的话，一再挽留，并叫人把车上的行李卸下来。
          又隔了两天，趁天黑时，张从后门悄然离去，陈事前给钉梢的人嘱咐，张出东门，不必问；若出北门，务必截回。陈深恐张去渭北对自己不利。从这件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陈树藩对张凤岁羽   是“一手拉，一手送”，只要你不去渭北与靖国军会合，共同反对我，那就随你去吧。
          顺便指出，陈树藩于1918年秋在北大街以西，创办了一所“私立成德中学”（1927年改为公办，先后称为“中山中学”、“省立二中”，1956年迁往南郊），即今“陕西师大附中”的前身。
           1920年7月，直皖战争爆发，皖系失败。陈为直系阎相文、冯玉祥所驱逐。先退到汉中，旋又退往川陕交界。后陈仅带着9个亲信，到上海当起了寓公。在沪闲居一个时期，又迁居天津，以10万元开了一个永盛德钱庄。陈在天津长期生活寂寞无聊，也和一般失意政客一样，日惟研究佛教经典，并手抄《法华经》四部。抗战时到四川，旋赴峨眉某寺休养。在复某友人书中云：“峨眉自囚，忏悔罪孽，日在佛前祈祷，为众生消灾化劫。”俨然大慈大悲，佛门弟子。
陈树藩不特息影津门，闭门思过，而且绝意于政治生涯，在当时战乱频仍，屡次政权嬗递中，从未萌有白云出岫，东山再起之念。传说蒋介石在北伐时期，特派姚琮（与陈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）到津，陈担任某项军事工作，被陈谢绝了。及至1938年日寇侵占华北，王揖唐在北平组织伪政权，请陈当汉奸；一说陕西失意军人郑某到天津，打着陈的旗号与日寇勾结。当时西安盛传陈树藩已到了运城，将随日寇进入陕西。他为避嫌疑，躲胁迫，1942年抛弃妻子，间关万里，只身逃到大后方四川。当时交通梗阻，道路不宁，有时一肩行囊，跋山涉水，踽踽独行，备尝艰辛。过故乡陕西安康时，他过门不入，仅于远处山头上遥望故居“王彪店”即掉头而去。及到成都，蒋介石闻讯，派人送来军事参议聘书一张，法币200万。他说：钱是需要的，留下；聘书退还。如此倔强，总算保持了晚节。
         当第二次直奉战争（1924年）后，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盘踞北京，大捕共产党人。北京“三眼井”胡同的陕西革命学生地下组织被破坏，杨晓初（1926年7月，受刘天章委托，赴北京向李大钊汇报党在国民二军开展工作情况）等被逮捕，在京陕西名人师子敬转托陈树藩，陈运用与奉系杨宇霆的关系，后将杨晓初等20余人完全保释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了杭州西湖金沙港为他父母所置的庐墓房，过其逍遥生活。蒋介石撕毁“双十协定”发功内战，他一反常态，忧心如焚，上书蒋介石，劝其接受十年内战的教训，悬崖勒马。及至李宗仁当政，派出和谈代表去北京与共产党谈判时，他托胡景通（胡景翼之弟）带口信给于右任，务须争取参加代表团，消弭战争。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陈树藩庶几近之。
1949年11月2日，陈树藩卒于杭州寓庐，终年63岁。
          人们习惯将陆建章、陈树藩相提并论。二人先后任陕西督军，称霸三秦。前者为袁世凯的忠实走卒，后者积极投靠皖系头子段祺瑞。他们主陕期间俱强迫人民种植鸦片，并且贩卖烟土，侵吞军响，搜括民脂民膏、横征暴敛，故激起部属的反抗和民军的起义。陆、陈具有共同特点——军阀扰民。然二人又有不同之处，陆离任后毫无惭愧之色，且不甘寂寞，继续搞阴谋，终被人诱杀；陈则卸任后尚能洁身自好，不为汉奸和独裁者所利诱，在京营救过陕籍革命青年，实属善举。因此，对陈树藩不能简单地斥为一个“反动军阀”、“无耻政客”。
有人说，陈树藩是陕西近代政坛上一位绝顶“聪明”的人物。我以为不无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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